【看见】泥坑里的“鹿晗”和吃土豆的孩子：80张图，读懂中国脱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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记者/蒲晓旭
编辑/李显峰 宋建华
△ 云南宣威的贫困山区，明星的名字被写在泥坑里，诉说着憧憬和渴望
贫穷，从来都是我们的敌人。
到2015年，中国还有7000多万贫困人口。他们或残留在偏僻的山区，或封闭在落后的中西部，甚至在秦巴山区、武陵山区、乌蒙山区、滇西边境等地还连接成片，在地图上像一块块面目可憎的疤瘌。
在人类的反贫困史上，我们留下过辉煌的篇章。从1981至2012年，7.9亿中国人脱贫，这相当于世界贫困人口每减少百人，就有72人来自中国。
脱贫，意味着贫困人口将不愁吃，不愁穿，享有义务教育、基本医疗和安全住房。从2015年开始，我国要用5年时间实现7000万人口脱贫，这意味着平均每分钟要有27人摆脱贫困。
中国的脱贫攻坚战，剩下最后一公里。
2017年夏秋，深一度（ID:intodeepthoughts）记者历时5个月深入乌蒙山连片特困区及其周边地区，用笔和镜头记录下在大山深处正在发生的变化。
小男孩捧起烤土豆，眯眼低头抿了一口。未净的食物表皮染黑了他婴儿肥的小手。他平静而满足，仿佛在品尝一份大餐。
沿一条木板残缺的悬空铁索桥，一位村民由黔入滇。他的身影在8根晃动的铁锁上挪动，仿佛一枚音符，与脚下残缺腐朽的木板一起，在蓝天下印成一段惊险的“乐曲”。
一口湿泥坑里写着“鹿晗”、“TFBOYS”。书写者已经离开，稚嫩的笔迹留在千沟万壑的大山深处，诉说着憧憬与渴望。
从山高坡斗的云南阿都乡，到留守儿童遍布的四川叙永县，从难觅一平方公里平地的云南大关，到仍有人背马驼的凉山甘洛，一幕幕所见，一张张图片，如碎片般，拼出脱贫蜕变中的乌蒙山连片特困区及部分周边地区的全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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△ 2017年5月，云南宣威阿都乡，当地一位在任21年村干部布满老茧的手。到2016年，当地农民年人均纯收入仅为3643元，而在2012年，这一数字只有1607元。
△2017年9月，云南大关县，大麻窝苗寨中的苗族儿童。他们既听不懂汉语，也不会说汉语。甚至他们的母亲，连他们的出生年份都不记得。乌蒙山片区共包括滇、黔、川三省毗邻地区的38个县、市、区。总人口超2000万，少数民族占20.86%，其中苗族人口逾百万。
△ 2017年5月，云南宣威阿都乡银厂村。见有车辆驶过，站在路边玩耍的一年级学生刘梦婷向车辆敬礼。近年来，当地学校对孩子们开展感恩教育，见车行礼，即是其中一项内容。此前，因为贫穷，当地不少孩子存在仇富心理，经常故意给马路上堆放大石阻碍车辆通行，现在这一现象已不再发生。
△ 2017年5月，云南宣威市阿都乡，8岁的孔媛媛在家中杂乱的环境中看书。她还有一个10岁的姐姐。她们的父亲和爷爷相继在2015年病逝，母亲也于当年带着弟弟离家未归。两姐妹只好跟着年过六旬、智力低下的奶奶和患有重风湿的伯父生活，一家四口生计艰难。当地政府和学校多次看望他们并展开救助，并将她们全家纳入低保。姐妹俩在校的作业本费、保险费也都由老师承担。
△ 2017年5月，云南宣威阿都乡银厂村，6岁的刘硕头部长满脓包。出生20天，刘硕浑身的皮肤就开始反复长出脓包，遍及头、腹及四肢。虽然父母带其多方治疗，花费数万元却始终无法断根，目前仍靠中药治疗。其父刘远芳带着他在路边务农时，见记者进村采访，希望能为孩子拍张照片，以期获得外界的救助——“现在没多少钱治了。”
△ 2017年5月，云南宣威市阿都乡发吉小学，在儿童节表演活动中，前来观看表演的家长都是年长者。因为经济窘困，很多人被迫外出打工，使得当地留守儿童数量居高不下。
△ 2017年5月，云南宣威市阿都乡，11岁的留守儿童刘淼淼在电话中听到母亲的声音后不禁落泪。刘淼淼的父母分别在江苏和昆明打工，父亲每年回家一次，母亲每年回家两次，剩下她与姐姐、弟弟跟着奶奶在家读书。这样的留守已持续了4年。
△ 2017年6月，云南宣威市阿都乡，见到有老师进村，一位留守儿童的爷爷连忙咨询，孩子父母不在身边，该如何给孩子办理户口及入学。谈话间，他露出无奈的表情。当地留守儿童现象十分普遍，在农村几乎见不到青壮年。
△2016年10月，四川叙永县，“童伴妈妈”邢世平在与一名困境儿童交流。针对广大农村留守儿童问题，中国扶贫基金会与中国公益研究院、共青团四川省委，于2015年10月共同发起“童伴计划”试点项目。在四川10县100村，每村选聘一位专职的“童伴妈妈”，守护以留守和困境儿童为主的全村儿童的福利、安全和健康。
△2017年6月，四川凉山州越西县普雄镇，普雄火把广场。这是普雄镇的中心地带，却是一片萧条之景。但每到年底，打工归来的青年便聚集于此相亲，热闹非凡。
△2017年9月，云南大关县海坝苗寨，几名男孩正在玩篮球。他们的篮球架是用树干和木条订成，篮筐则是一根掰成圆形的树枝。而他们正在玩的篮球，是大关县“背篼送书服务工作队”下村扶贫时赠送的。
△2017年6月，云南宣威市阿都乡，一名小学生在踢自制的球。这种球由废纸裹成球状，再用塑料袋包起来，当地孩子们既当它做足球也当篮球玩。对他们来说，足球和篮球都是奢侈品。而这种自制的球，不仅弹性差，踢三、四天就会破。
△2017年6月，云南宣威阿都乡，一名学生正在用纸团投篮。在他上学的操场上，几乎见不到篮球和足球，更常见的是自制的沙包和纸制足球。
△ 2017年6月，四川凉山，刚刚初中毕业的吉瓦伍哈，在从西昌回喜德的火车上写作业。她表示自己回家后就没时间写作业了，因为家在喜德农村，且经济贫困，母亲又患有风湿病，回到家里就要忙着帮家人做农活。
△2017年9月，云南大关县新寨村，村支书田胜琪在下村途中临时办公。因为当地偏远山区山高路远，一个行政村的辖区甚至需要步行五、六个小时才能到达，村干部出门通常要随身携带办公资料。
△2017年5月，云南宣威市阿都乡发吉村，路边一处泥坑里，被人写上了鹿晗、TFBOYS吴磊等当红明星的名字。即便是偏远的贫困山村，也并不妨碍人们对外界纷繁精彩的美好充满向往。
△2017年5月，云南宣威市阿都乡发吉小学，一名小学生穿上了节日的盛装，喜形于色。随着贫困地区青壮年外出务工及扶贫力度的加大，当地经济状况也有所好转。这为孩子们在节日穿上盛装提供了经济基础。
△2017年5月，云南宣威市阿都乡，阿都乡发吉小学举行儿童节演出活动，一名女生在化好妆后露出微笑。孩子对快乐的渴望，无关贫穷或富有。
△2017年9月，云南大关县，一位偏远山区儿童在领到扶贫工作人员发放的文具、糖果后，喜悦溢于言表。对当地的孩子来说，这已是无比珍贵的礼物。
△2017年9月，云南大关县上高桥乡，当地致富带头人丁琪在他创办的牛肉加工企业车间视察。6年前，他创办了琦鑫黄牛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，吸纳农民入会并养殖黄牛，待牛犊长大后再以高于市场的价格回收。在2016年，入社的634户贫困户中，就有198户脱贫。据贫困户介绍，平均每头牛，在合作社可以多卖数百至1000元。
△2017年6月，四川凉山，4名凉山喜德县的女生，乘火车去西昌市读初中。尽管喜德也有中学，但他们还是选择去教学水平更高的西昌。随着教育意识的普及和经济发展，越来越多的凉山彝族群众意识到教育的意义，他们不仅改变了曾经不让女孩读书的观念，还在经济条件允许的条件下，为子女提供更好的教育环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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△2017年9月，云南大关县大麻窝村，一位苗族男孩正在吃烤土豆。大麻窝村是大关县唯一一个全村人均享有低保的村子。考虑到该村地理位置偏远，当地政府提出对该村进行易地搬迁助其脱贫，但村民却舍不得离开。目前当地政府仍在积极动员群众。
△2017年9月，云南大关县小沟村，一名男孩大口地啃着一个梨。当天，大关县政府多部门联合组成的“背篼扶贫工作队”下乡扶贫，为当地群众送去了包括图书、文具、食品等。
△2017年9月，云南大关县，当地苗族村民在使用石磨磨将荞麦磨成面。这种古老的生活方式如今已很少简单，却依旧存在于广大偏远贫困山区。
△2017年5月，云南宣威阿都乡，一位女生在尽力吸干手中的牛奶。自2012年起，中国扶贫基金会“爱加餐”项目在阿都乡进行投放营养餐。项目覆盖地区的孩子，每个上学日可以免费获得一个鸡蛋和一盒牛奶的营养补充。
△2017年5月，云南宣威阿都乡，一名“爱加餐”项目受益的孩子，在给扶贫基金会的感谢信中写到，在该项目投放鸡蛋牛奶之前，自己从来没喝过牛奶，也不知道牛奶的味道。自2008年启动，截止2016年末，中国扶贫基金会“爱加餐”项目，已为我国滇、川、黔、鄂、桂等10省贫困地区提供了超过3800万份的鸡蛋、牛奶加餐。
△2017年5月，云南宣威阿都乡，孙颖一家端出一锅煮土豆招待客人。这已是家中最好的食物。这也是乌蒙山连片特困区村民家普遍招待客人的食物。
△2017年5月，云南宣威阿都乡，孙颖一家在吃晚饭，仅有一个用土豆丝和辣椒做的汤菜下饭。上学在校期间，在中国扶贫基金会“爱加餐”、国家营养午餐和贫困地区寄宿生生活补助的共同帮助下，孙颖和姐姐可免费享受三餐。
△2017年6月，四川叙永县，一名在村小就读的孩子在吃营养午餐。2012年，国家启动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，由国家进行补助，在上学期间向每位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提供免费营养午餐。
△2017年9月，四川凉山甘洛县，代课老师郭普全在给学生运送营养餐途中，采摘野果充饥。每半个月，郭普全就要牵着从村民那借来的驴或马，往返走7小时的山路，给孩子们领回包括牛奶、面包在内的食品。因为路途太过遥远，他时常顾不上吃午饭。
△2017年5月，云南宣威阿都乡发吉小学，学生以小组为单位，就地在操场吃营养午餐。由于没有餐厅，在教室进食又担心饭菜污染学习环境，所以该校的午餐都在室外进行。
△2017年7月，四川叙永县，堆在贫困户家地上的土豆，这是该户人家的主食。作为全村最穷的一户，政府为他和父母办理了低保，并引导其改掉懒惰的生活习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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△2017年9月，云南大关县海坝苗族村，该村共有24户村民，共93人，全部为苗族。村中村民住房及其简陋，除几户村民住在土坯房外，村中绝大多数村民都住在用竹子为墙体的房子里，屋顶长满了草。按扶贫政策，全村将易地搬迁。
△2017年9月，云南大关县海坝苗族村，村民李光秀站在自家门口。她家屋子的墙壁和门都由竹子编成，没有窗户，保温性差，冬季冷空气顺着竹缝直往里灌，室内和室外一样冷。房顶也长满了杂草，常可见到鸡上房觅食。等到冬季，地上的草枯萎时，甚至羊也会跳上屋顶吃草。
△2017年9月，云南大关县海坝苗族村，李光秀坐在家里，室内摆设简陋而凌乱。在海坝村，几乎家家室内都是如此。个别人家甚至还没有床，他们夜里会在火塘（一种在室内烧柴做饭、取暖的小坑）边铺上草，夜里便睡在草上。等白天起床后，再将草收起。
△2017年9月，云南大关县海坝苗族村，被村民晾晒在灌木上的衣物，这是海坝村特有的景象。当地村民几乎不使用衣架晾衣服，山中常年云雾缭绕，湿气颇重，晒在灌木上的衣服他们在夜间也不收回，直到被彻底晒干。
△2017年9月，云南大关县汤家坪村，一块将被用于易地搬迁的空地。按照当地政府规划，他们欲将全县包括海坝苗寨在内所有偏远、贫困的苗族村民集中安置于此，并修建相关教育、医疗等配套设施，让他们在此安居。只要搬出大山，即可接受更好的教育，依靠外出务工等方式，脱贫就有希望。
△2017年9月，云南大关县汤家坪村，一处用于积蓄雨水的水窖。一两年前，当地村民还在共同使用一个水窖接雨水作为生活用水。由于雨水常不够用，村民往往还要挑水。从今年起，村里每家都接通了自来水，水窖便废弃不用。
△2017年9月，云南大关县，堡山村民易地搬迁点一期新居。堡山自然村位于悦乐镇山巅云雾缭绕处，交通闭塞，生活条件艰苦。是当地有名的“光棍村”。曾有男青年带对象回村，女孩在山下瞅了一眼村子的位置，俩人便分了手。按扶贫政策，当地政府对堡山进行易地搬迁——由政府给于一定补助，村民在指定地点按一定标准建新房。在易地搬迁搬出大山后，至少有3名之前一直单身的青年找到了对象甚至结婚。
△2017年7月，四川叙永县，一位考上大学的村民家中打出“金榜题名”的横幅。因为经济和教育的落后，截止今年7月，该村也只有4名大学生在读。考上大学，对当地而言，是件无上光荣的事情。
△2017年5月，云南宣威阿都乡，埋在半山坡的输水钢管。当地很多村子缺水严重，乡里利用扶贫资金，在垂直落差600米的山梁上，修起了两级水窖和长达数公里的钢管，用水泵将山下的水源输至本不通水的各村小学和绝大多数家庭。
△2017年5月，云南宣威阿都乡银厂村，一位村民家中坏掉的水管。尽管当地将山下的水源输送至山上的村民家中，但由于输送水源的成本过高，致使水价高达5元每吨，而最贵的地方，甚至达到10元每吨。因而部分贫困家庭依旧选择饮用水窖积蓄的雨水。
△2017年5月，云南云南宣威阿都乡银厂村，孙娅蓉从家中的水窖往外倒积蓄的雨水，准备做饭。他们家共有3个水窖，目前还在使用的有两个。他们甚至将房顶积蓄的雨水作为生活用水。尽管家里接通了自来水，但由于水价较贵加之水管坏掉，便继续使用雨水生活。
△2017年6月，云南宣威阿都乡，一位村民走出自家已经作为库房的茅屋。在几年前搬入隔壁的水泥砖房之前，他就生活在茅屋内。
△2017年5月，云南宣威阿都乡，灯火通明的增坪小学，与只有点点灯光的山村形成鲜明对比。曾经阿都乡的小学普遍没有操场和大门，甚至连厕所都设于危房之中。经过近些年政府和民间的支持，阿都的学校不仅有了大门、操场和旗杆，部分学校还有了实验室。硬件的好转，也提升了当地教育水平。曾经全乡仅有五、六人能考上高中的阿都，如今每年升入高中的就有两、三百。在当地，最好的建筑就是学校。
△2017年9月，四川凉山甘洛县俄洛村，老式陈旧的村民住房。
△2017年9月，四川凉山甘洛县俄洛村，当地政府按“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”等扶贫政策，按人均25平米，免费为俄洛每户村民修建的新房。按照每户人口不同，房屋分为不同大小和房型。简单来说，土地增减挂钩，即指通过对分散的农房进行拆旧建新、重新整合等方式，将节约出来的农村建设用地，以指标的方式按规划调整给城镇使用。其中产生的收益，全部返还给国家扶贫和农民，为农民建设基础设施。该政策是国土部支持扶贫开发的政策，并且在向贫困地区倾斜。
△2017年9月，四川凉山甘洛县，当年全部都是茅草房的泥觉村，如今满眼皆是砖瓦和水泥房。村中蓝色屋顶的，均为在政府扶贫政策的补助下，村民按照人均25平米自行建起的新房。
△2017年7月，四川叙永县，一位贫困户坐在自己平时所睡的阁楼上。夏季太热，他只好卸掉了几块屋顶的瓦片通风。因为贫穷加之缺乏良好的生活习惯，阁楼上堆满杂物和灰尘。为改善其生活，政府给他们一家三口都办理了低保，当地的扶贫干部也试图引导他通过自身劳动增加收入，并改变邋遢和懒惰的生活习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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△2017年5月，云南宣威，境内沟壑纵横，山峦起伏的阿都乡。阿都是云南20个最边远的民族特困乡之一。交通，一直是制约当地经济发展的重要瓶颈。画面右上方一条白色的横线，即是通往当地马鞍山村的一条公路，因为过高难行，这段悬崖小道被当地称为“天路”。
△2017年6月，云南宣威阿都乡，一辆越野车行驶到一段上坡碎石路时，车轮不住地打滑。一连试了四次，才开上小坡。在2012年之前，阿都全乡仅有8公里水泥路。截止今年6月，阿都乡除两个自然村共计9.2公里外，全乡都通了水泥路。
△2017年5月，云南宣威，一位村民背着一个硕大的背篓走在山路上。在整个乌蒙山连片特困区，背篼一直是重要的运输工具。
△2017年6月，云南宣威阿都乡，连接宣威阿都乡和新发乡的福都大桥。因为这座大桥的出现，使得附近的村民不必在靠溜索渡河。2012年四月，宣威与威宁政协联谊协商，签订了《共建界河桥梁框架协议》，共同选址，对等投资，拟在界河建桥四座。建于2014年的福都大桥便是其中之一。
△2017年6月，云南宣威阿都乡，福都大桥附近一条废弃的溜索。溜索，曾一度是当地人跨越木冬河出行的重要交通工具。一百年前，曾有人在此摆渡为生，相传数代。上世纪七十年代，又弃船而修建了溜索。因为大山的阻隔，当地人曾一度“交通靠走，通讯基本靠吼”。
△2017年6月，在连接贵州威宁与云南宣威阿都乡的龙家渡口，一位村民经破败不堪的铁索木板桥，从贵州走往云南。这座铁索桥由当地村民所建，云贵两省村民便借此桥来往通行，曾经甚至推着摩托牵着牲口通过。随着时间的流逝，铁索桥上的木板已残缺断裂，往来行走变得十分危险，稍有不慎，就会从高约5米的桥上坠入河中。
△2017年6月，云南宣威阿都乡龙家渡口，一座公路桥的桥墩已然立起，像福都大桥一样，这里又将建起一座跨省的公路桥。到时，两省居民即可沿公路桥往来，而不必涉险走木板残缺的铁索桥。
△2017年6月，云南宣威阿都乡，一位村民在陡峭的坡地上劳作。受限于大山，当地人常用“山高坡陡谷深，人多地少难耕”来总结当地经济穷困的根源。
△2017年6月，贵州威宁县，新修的柏油马路蜿蜒在群山之间，仿佛一条白色的丝带连接起每个村落。
△2017年7月，四川叙永县落卜镇，在一处通往县城的山路上，两辆两卡几乎是擦着边实现了会车。对很多贫困山区而言，交通始终是阻碍当地发展的瓶颈。
△2017年9月，云南大关县，行驶在大山里的“背篼扶贫工作队”。大关县境内有73座乌蒙山和五连峰山系的主要山峰，让全县山岭盘亘，沟壑纵横。由于大关一无资源，二无土地，让当地人感叹：“一方水土养不了一方人。”
△2017年9月，云南大关县，一台四驱越野车陷入烂泥之中，后被众人合力推出。恶劣的山区环境限制了大关的发展。其中交通是大关基础设施中最弱的一环，全县共有200个50户以上的村民小组尚未通硬化路。
△2017年6月，四川凉山，不顾列车员的劝阻，两名乘客执意要将孩子从车窗递入车厢。这种不文明乘车行为，让列车员很是无奈。贫困地区脱贫，不仅仅是经济上摆脱贫困，更重要的是思想走出贫瘠，改掉不文明陋习。
△2017年9月，云南大关县，立在通往大关县城路边的扶贫标语。
△2017年6月，四川凉山，在5634次火车上，彝族村民李苦古尔带着32只羊，从凉山喜德县泥波镇去凉山越西县普雄镇卖。在凉山地区，很多村民出行不便，他们外出经商、求学都靠乘坐5633/4次火车。该趟火车往返于攀枝花和普雄镇之间，在途径地处乌蒙山连片特困区的喜德、越西县时，几乎每隔10分钟就停靠一站，极大地便利了当地群众出行。
△ 2017年9月，四川凉山甘洛县，代课老师郭普全牵着借来的毛驴，拉着学生的营养餐走在山路上。“人背马驮”是贫困山区常见的运输方式。
△2017年9月，四川凉山甘洛县两河乡。在给当地修路的过程中，来往的工程车司机发所驾车辆途径当地未经硬化的山路时，因道路太过坑洼致使他们驾驶的车辆颠簸损毁严重。为此自发调来机械，将该路段填平。
△2017年10月，四川凉山甘洛县泥觉村，两名女孩坐在村民家待售的土豆堆上。在2010年村里通了通往附近镇上的砂石公路之前，村民们总是用马驮着土豆，往返用一天时间换会数量不多的大米。自从公路修通之后，收购农产品的商贩就驾车进了村，在自家门口，村民种的土豆、荞麦、莲花白等农产品就能直接换成钱。
△2017年9月，四川凉山甘洛县泥觉村，一位村民骑马走在今年6月刚刚修通的硬化路上。目前泥觉村境内的硬化路已经修好，有关部门正在对下一步修建入户路进行前期的规划，而泥觉村通往附近田坝镇的硬化路也正在修建当中。旧的出行方式和新的道路在这一刻交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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